一起看似不起眼的出借银行卡案,为什么有的以帮信罪定罪、有的却按掩饰隐瞒定罪、还有的最终不批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分界,往往不在那张卡,而在行为人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主观明知。
202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法发〔2025〕12号,以下简称《帮信意见》),对主观明知、情节严重、关联犯罪界分等长期争议问题作出统一回应,并配套发布典型案例。这篇文章不以概念科普为目的,而是从辩护视角,把明知认定的规则、条文背后的逻辑,以及实务中可以着手的辩护空间逐一拆开。
一、罪名构造与辩护总纲: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帮信罪的完整构成,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共同规定的。辩护前必须先建立要件意识。
《帮信意见》第4条明确提出「综合认定」:应当准确把握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否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帮助、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予以综合认定。
换言之,帮信罪不是一个「提供了卡就构罪」的简单罪名,而是「主观明知+客观帮助+情节严重」叠加的结果。辩护的第一个基本功,就是把控方每个要件都放回证据里检验,而不是停留在「当事人说不清楚」。
二、主观明知的认定:从「一句话」到「综合推定」
《帮信意见》第5条是目前认定明知最权威的规则。它列明,认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应当根据行为人提供帮助的时间、方式、次数、工具、相关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行为人是否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以及非法获利等情况,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职业身份、既往经历、与被帮助对象的关系及其供述和辩解等综合认定。
这条规则包含两层结构:一是「客观行为表征」(帮助的时间、方式、次数、工具、是否违反禁止性规定、是否逃避监管、非法获利等),二是「主体认知因素」(认知能力、职业身份、既往经历、与被帮助对象的关系、供述辩解)。辩护的价值,就在于让这两类因素都经过证据审查,而不是被一句「综合认定」带过。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是:《帮信意见》明确,对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类型认识有误的,不影响明知的认定。也就是说,行为人误以为对方从事赌博、实际却是诈骗,不因此免除明知。这一点在实务中常被当事人误解为「我不知道是什么罪所以不明知」,需要特别注意,不能作为想当然的辩护理由。
同时,第5条还列举了三种「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有相反证据的除外):一是非法提供电话卡批量插入设备,或具有改变主叫号码、虚拟拨号、违规接入公用电信网络等功能的设备、软件,或批量账号切换系统、批量收发短信验证等平台;二是因涉诈等异常情形被金融机构、电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采取限制、暂停服务等措施后仍然实施;三是事先准备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
这三种情形具有明显的「职业化、工具化」指向,一旦命中,明知推定的说服力会显著增强。反过来,如果行为人既无设备工具、又无规避痕迹、也无应对话术,辩护就有充分空间挑战明知的成立。
三、情节严重标准:新规重构与「先行查证」的闸门
帮信罪以「情节严重」为入罪门槛。此前《帮信解释》《电诈意见(二)》就涉「两卡」犯罪的标准曾作规定,但规则分散、口径不一。《帮信意见》第6条作了统一调整。
调整后的「情节严重」情形包括三档:一是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三个以上,且账户流入资金三十万元以上;二是收购、出售、出租非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或者单位银行账户、单位支付账户,且账户流入资金三十万元以上;三是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物联网卡二十张以上。
相比此前仅规定「出售、出租本人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的标准,新规把「出售出租本人账户」与「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或单位账户」作了区分,并对电话卡类调整了张数口径。对辩护而言,账户数量、流入资金数额、卡种张数,都是可以直接审查的客观数据,也是争点所在。
更关键的是,第6条设置了一道闸门:以上述情形认定构罪,应当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金额等是否达到相关犯罪认定标准。这正是《意见》强调的「避免客观归罪」的体现。
这意味着,辩护不能只盯着行为人这一端,还要回到被帮助对象那一端:如果上游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的金额无法查证、未达入罪标准,即便行为人账户流水客观达到数额,也不宜一概认定构罪。这为「以行为结果倒推入罪」的办案惯性,提供了直接的反击支点。
《帮信意见》还专门说明,「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程度」,是指因被帮助对象众多等原因难以逐一查证。这一定义提示辩护:查证不能缺位,办案机关不得以「查不清」为由径直略过先行查证这一法定环节。
《帮信意见》用较大篇幅确立宽严相济的办案导向,其第9条、第10条分别列出了从重与从轻的具体情形,为辩护提供了「量刑坐标」。
第9条明确了八种依法从严的情形,包括:组织或长期从事收购贩卖他人账户、电话卡等非法活动的;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实施犯罪的;电信、金融、互联网等行业从业人员利用职业或服务便利实施犯罪的;跨境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的;提供专门或主要用于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技术、软件、设备的;利用「深度合成」等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犯罪的;二年内曾因帮信、掩隐等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五年内曾因上述行为被判有罪或作相对不起诉的。
第10条则明确四种可以依法从宽的情形:被诱骗实施犯罪的;参与时间较短、获利较少的;认罪认罚的;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查相关信息网络犯罪起到重要作用的。其中,具有从宽情形且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第11条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作了特别规定:对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具有从宽情形且情节轻微的,一般应当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在校学生可参照处理。
这些规则直接回应了当前帮信犯罪被告人的结构特点——3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超过80%,25岁以下占三分之一,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特征明显。对这类人群,宽严相济的政策空间是辩护必须用足的重要资源。
六、辩护的落点:从规则到案件的四个抓手
综合以上分析,帮信罪案件的辩护可围绕四个落点展开:
主观明知之辩:围绕第5条的两层结构,逐一审查控方推定所依据的证据——时间、方式、次数、工具、是否规避监管、非法获利,以及行为人认知能力、职业身份、既往经历等,寻找推定链条的断裂点,运用「有相反证据的除外」争取推翻明知。
先行查证之辩:在涉「两卡」案件中,核查上游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金额是否已依法先行查证、是否达到入罪标准,挑战「仅凭行为结果入罪」的认定。
此罪彼罪之辩:区分帮信罪与掩隐罪、诈骗罪共犯,围绕行为介入的时间节点、明知的内容和程度、是否形成稳定配合关系,争取更有利的定性。
情节与政策之辩:审查账户数量、流水金额、卡种张数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并结合是否被诱骗、参与时间、获利情况、认罪认罚、积极配合、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身份等,主张从宽乃至不起诉。
帮信罪看似简单,实则牵涉主观明知、上游查证、罪名竞合与情节认定多个要件,是当前网络犯罪辩护中争议最多、也最能体现辩护专业性的领域之一。
七、结语:辩护的本质是证据之辩
《帮信意见》的出台,统一了此前分散的规则,也在「避免客观归罪」上划出了清晰的政策导向。对辩护律师而言,这意味着更大的确定性,也意味着更高的专业要求。
真正的辩护空间,从来不在对「不知情」的简单重申,而在对认定逻辑的逐一拆解——把每一个需要证据支撑的要件,都放回证据规则里认真检验。这,才是刑辩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