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辩护

三个没被定罪的“诈骗案”:非法占有目的到底看什么

发布时间:2026-10-16 | 陕西佐策律师事务所

三个案子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

第一个,一对做生意的夫妻,向别人借了钱,又预收了客户的货款,后来还不上,被报案合同诈骗。第二个,一起股权转让,转让方隐瞒了目标公司对外担保的事实,对方付了一千四百万,事后发现,报案。第三个,一家公司收了货款迟迟不交货,对方直接报警。

三个案子都有虚假,都有损失,都进过公安机关。最后一个都没定成诈骗。

把它们拆开看,能看清一个常被模糊的问题:非法占有目的,究竟是从哪些事实里被证明的,又在哪些事实面前证不出来。

一、借了钱、收了预付款,为什么不算骗

第一个案子里,夫妻二人向他人借款、预收货款,钱主要用来维持经营。案发时,他们一直在偿还债务,也一直在供货。办案机关查过之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二人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也不存在故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逃匿,或者将钱款挥霍、用于违法活动的行为。

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两件事:钱去了哪,人做了什么。

钱进了经营,而不是进了个人账户;人一直在还,而不是一直在躲。这两条一成立,非法占有目的就很难推出来——因为推定的方向被现实事实挡住了。

反过来说,如果钱被迅速取现、转到无关账户,人开始换手机号、搬家、把房产过户给亲属,同样的借款和预收款,结论会完全不同。钱的去向与事后行为,是这类案件里最硬的两种证据,因为它们不依赖任何人的陈述。

二、隐瞒了担保,为什么仍然不够

第二个案子是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转让方在股权转让中,隐瞒了目标公司对外负有担保责任这一重要事实,受让方支付了一千四百万元转让款,事后发现公司背着债务,报案称被诈骗。

隐瞒重要事实,在民事上构成欺诈,这点没有疑问。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还隔着一个主观要件。

办案机关的判断是:从签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整个过程和客观行为看,现有证据既不足以证实在签订协议时即具有非法占有这一千四百万元的主观故意,也不足以证实在签订协议后实施了故意隐匿财产的行为。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区分:签约时就想占有,和签约后因纠纷而转移财产,是两件事,需要分别证明。前者决定罪与非罪,后者影响的是数额与情节。实践中常见一种论证上的跳跃——把事后的隐匿行为,直接回填成签约时的故意。时间上的错位,往往就是错案的起点。

隐瞒担保这件事本身,证明的是“他知道公司有问题却没讲”,不能自动推出“他拿钱时就没打算履行”。要跨过这一步,还需要别的证据:转让款到账后是否被迅速分散、受让方是否根本无法实现交易目的、转让方是否从一开始就切断了履约的可能。

三、迟延交货,差在哪一步

第三个案子发生在一段特殊时期。买方付款后,卖方迟迟没有交货,买方以合同诈骗报案,公安机关立案,并对卖方负责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检察机关介入后查明:迟延交货是客观原因导致的;在此之前,这家公司在同一时期有多笔类似交易,且均已履行完毕。

这两条事实,把“骗”的可能性基本排除了。客观原因说明不能交货不是不想交货;此前多笔交易均已履行,说明这家公司有履约的历史和能力,并非以交易为名收款。

结果是对本案不认定为刑事犯罪,通知公安机关说明立案理由,公安机关随后撤销案件。

这个案子的价值在于,它提示了一个很朴素的审查角度:看这家主体过去的履约记录。一次违约可能有很多原因,一串履约记录则说明交易模式本身是真实的。如果卷宗里完全没有履约历史的材料,只有被害人的陈述和一份逾期未交货的合同,这个案子的基础其实很薄。

四、对照:被定罪的案子,多做了什么

再看另一个方向。有一起木材交易的案子,被告人在磋商阶段就作了准备:以“自己的账户不能使用”为由,向他人索要银行账户用于接收货款;货款到账后,指使他人大额取现。最终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把两类案子放在一起,差别就很清楚。

被定罪的这一类,通常有几项共同特征:使用他人账户收款,切断资金与本人的可查联系;收款后迅速取现或分散转移;在磋商阶段就为后续的不可追溯作准备;交易标的是否真实存在存疑;事后以虚假的发货信息、退款承诺拖延。

不被定罪的这一类,通常有另一组特征:资金进入经营或约定用途;有持续履行行为;不能履行源于客观障碍;事后有还款、供货、协商的实际动作;此前有可查的履约记录。

两组特征并非法律标准,但它们是推定所依赖的基础事实。辩护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把这些事实从卷宗里找出来,或者指出它们根本不在卷宗里。

五、落到卷宗上的五个动作

第一,把履约能力的时间点钉在签约时。案发后的破产、失信、逾期,只能说明后来垮了,不能反推签约时就在骗。

第二,把资金流向逐笔核清。有没有使用他人账户、有没有大额取现、有没有转入与交易无关的账户、有没有与正常经营往来混同。

第三,把履约行为找出来。有没有供货、有没有部分履行、有没有持续投入,投入与收款的比例是否大体相当。

第四,把不能履行的原因归位。是客观障碍、交易对手违约、市场变化,还是自始就没有履约可能。这一条决定案件的性质,不是量刑情节。

第五,把履约历史补齐。同一主体此前的交易是否正常完成。这一项最容易被忽略,也最能在关键时刻改变判断。

五个动作做完,往往会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发现证据足以支撑推定,此时争的应是数额与情节;要么发现推定的基础事实缺失或断裂,此时争的应是罪与非罪。把这两种情况分开处理,比笼统地论述“主观上没有占有目的”有效得多。

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靠一句“我本来是想履约的”就能推翻的,也不是靠一份精确到分的审计报告就能建立的。它建立在具体的事实上:钱去了哪,人做了什么,不能履行的原因是什么,此前是怎么做生意的。把这些事实一条条摆出来,结论自己会浮现。